郑京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我放倒在床上时,我大脑突然短路一片空白。而后一刹那全身的血液迅速冲上大脑。我一个鲤鱼打挺迅速站了起来,挥舞着干瘦的拳头,朝高出我半个头的她一拳打过去。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与人动手。
曾经看到一则新闻。一辆轿车与一辆公交车因超车引起刮擦。轿车男司机一怒之下拿起一把车锁跑上公交车殴打女司机。吃了亏的女司机抛下一车乘客飞奔下去……最终女司机被男车主打得昏死过去送往医院。现场目击者都说,为此芝麻小事大打出手,这两人不是脑子进水就是吃错药了。
我当时脑子里不是进水,是进了一脑子血——“脑溢血”,所以跟这位公交车女司机一样,完全不知道自己当时在做什么,身不由己地行使了暴力。
我与郑京丽的打斗看似为鸡毛蒜皮,其实背后另有隐情。
那是20世纪下半叶某个年代,祖国的改革开放浪潮尚未兴起。那时我是一名参军不到半年的小女兵,是一位“白衣天使”——青藏高原某野战医院的护士。
事情发生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晨。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还没有从青藏高原撤退,寒风依然嗖嗖地肆虐着。悬挂在遥远天际的太阳似乎也被包裹了一层厚厚的冰霜,蔫不拉几地散发出奄奄一息的光芒。
刚下大夜班的我,与同宿舍的卓玛吃罢早餐拿着饭碗朝宿舍走去。
卓玛的全称是尼/玛/卓玛——一她名字的含义是“太阳公主”,多么美好的寓意啊,我不得不佩服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的想象力。
卓玛来自近年因地震而闻名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她是特招的文艺兵。因为宣传队编制一直不能落实,所以文艺兵们“暂时留守”在医院,捎带着体验一把当护士的滋味。
虽是藏族出身,可卓玛既没有藏族普遍的“高原红”脸蛋儿,也没有藏族结实宽厚的身板。她是一个皮肤白皙身材娇小的女孩儿,与江南美女没什么差别,只是鼻翼两旁有几粒淡淡的雀斑。我想大概上帝造人的时候正打瞌睡,一不小心把卓玛放错了地方。
我们宿舍是院内很不起眼的一排排小平房里的一间。门口种植的那一溜小白杨,正在早春的冷风中左右摇摆瑟瑟发抖。
推门进去,正面是与煤炉相连的“火墙”——那是平房里特有的“土暖气”。若没有它,青藏高原零下30度左右的严寒准会把人冻成冰棍儿。
随着我开锁的声音,火墙后面露出半个脸。隔壁房间的郑京丽,正跟我对面床的蓝茹嘻嘻哈哈聊天呢。
郑京丽身高1.66米。顾名思义,出生于京城的她,足够健康美丽。此外,她那墨黑的长脚吊眉和微翘的丰满红唇,更显示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凶悍。生气的时候,她那直勾勾的眼神摄人心魄,仿佛两颗上膛的子弹,随时准备发射出去狠狠地击中对方。
……
这次打斗过后,我很快就后悔了。而且“肠子都悔青了”。
这是因为,打架对我的“进步”可是大大地不利啊。
我到医院当兵之前,曾给老爸立下了“军令状”——到了部队,一定要努力再努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
那年月,入党是每个要求进步的年轻人首先要迈上的第一个台阶。像如今高中生几乎人人都要读大学一样,是个必须经过的“门槛”。不入党就意味着你没有“政治生命”,那你不就是一个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吗?
老爸是“老八路”出身,刘邓率领的第二野战军麾下的一名基层指挥员,想当年由北到南解放全国久经沙场战功累累。对***忠诚得一塌糊涂的他,希望女儿继承他的光荣传统,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千锤百炼,做一个处处争先事事拔尖的响当当女兵。
况且,在我之前入伍的哥哥梁楚雄早已入了党,我必须步其后尘尽快进入党温暖的怀抱。玉溪和楚雄是云南的两个县,老爸为了纪念当初解放大西南的辉煌战绩,大笔一挥把这两个地名安在了我和哥哥头上。
老爸喜欢喝点小酒。记忆中,他总是用哪种细高细高的陶瓷小酒壶温酒。用最小的陶瓷酒盅一点一点的抿着喝。
酒酣之际,他总会把自己打仗的光荣历史摆一摆。说到解放云南的时候,他免不了就会问我们兄妹俩:“知道你们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一开始我们俩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重复的次数多了,就觉得无趣。每当他问这句话时,话还没说完,我们就赶忙截住他提前答道:“知道知道。你参加了解放云南的战役,解放了这两座城嘛。”
“小溪,既然你要去当兵,就得当出个样来。别以为当女兵容易,要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哦。”我当兵离家之前,老爸语重心长地教导我。
“嗯。”我一边看书,一边漫不经心地答应着。女卫生兵不外乎在病房里打打针发发药,能吃多少苦嘛。我心里颇不以为然。
“你哥哥入伍不到一年就入党了。现在已经是排长。你得向你哥看齐啊。”老爸继续给我施加压力。
“爸,你放心吧,到了医院我一定会努力表现,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我自信满满地对老爸说。
可是……可是我当兵刚过半年,就跟人打了一架,若因此背个处分,对我的进步该是多大的讽刺啊。
这可能意味着我原先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这或许让我成为各级领导眼中的一名“调皮捣蛋兵”?如此一来我的党票恐怕就虚无缥缈了……
……
下班后吃过晚饭,我老老实实待在宿舍里,咬着笔杆琢磨检查该怎么写,哪些词语能感染和打动老主任护士长他们,让他们觉得我“认识错误深刻”,不必在档案里给我放上一个污点啦。
“梁子,写检查了哈。”老齐的大嗓门随着推门的声音,顷刻间在我耳边响起。
“嗯哼。”我一边答应着,一边挥手让老齐在我床铺上坐下。
“诺,给你的。”老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食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顿时眼前一亮。我手里有两只透明玻璃纸包着的果丹皮,还有几粒大白兔奶糖。
“谢谢老齐。”我一边剥了一粒大白兔塞进嘴里,一边笑嘻嘻地说。老齐真厚道。她总能收到来自上海的零食包裹,并且毫不吝啬地分给朋友。
老齐其实一点都不老,只比我大两岁。她大名齐康平,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的女儿。虽说在大学校园里长大,她全然没一点斯文淑女模样,不但外貌像“小子”,性格也跟男生差不了多少。
老齐之所以得了这么个雅号,一是源于她那1.7米的身高和高大的体魄,二是由于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和粗嗓门。在一帮叽叽喳喳高分贝的小女兵群里,她绝对称得上“老齐”。
老齐从来不喊我大名梁玉溪,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叫我“小梁”,而是唤我做“梁子”。一开始我有些不习惯,觉得这个称谓未免粗俗,辱没我“才女”的身份。后来渐渐习惯了,觉得这个称呼其实蛮好的,很亲切。
我跟老齐相识于入伍第一天。那是元旦过后一个北风呼啸的日子,我和她差不多是那一年最后走进医院大门的新兵。
我们那一批新兵来源可谓广泛,既有来自“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的,也有来自“老少边穷”的。大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军队子女或军人的亲戚。也不知哪位高层领导下的命令,这家医院像水库开闸一般,呼啦啦一下子招进来百八十个女兵。那年头全国各地的大学还没开始招生,当兵无疑是年轻人最好的出路之一。
由于我当兵一事纯属临时起意,又因为当通讯兵还是卫生兵纠结了一阵子,以至于磨磨叽叽过了元旦之后才来医院。最早一批的郑京丽她们是头年十月底来的,我和老齐跟人家相比晚了两个多月。
老爸原本想让我去总参所属某通信部队。
“让咱闺女到她大奎叔那边去吧。当通信兵搞雷达,能学技术。”当我跟父母提出要当兵时,老爸说出了他的想法。
“那可不行。大奎那种雷达兵整年钻山沟沟,不能让我闺女受这个罪。再说了,他们说走就开拔老换地方,今后我想见我闺女一面那可难了。”老妈立即举出充分理由全面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