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沪上名媛圈的标杆。
三月巴黎看秀，五月沙田赛马，十月飞勃艮第，亲手剪下当季第一串黑皮诺。
苏富比的槌子，向来要等我的裙摆落定才肯敲。
沈家太子爷沈兴屿天生不会低头，却把这辈子所有的破例，都只给了我一人。
我随口嫌一句外滩的灯晃眼，沈氏三栋楼的霓虹便为我熄了一整夜；
他的董事会可以等，百亿的合同可以等，唯独我的电话，从没响过第二声。
直到一个雨夜，他的车溅湿了一个穿着大号高跟鞋的灰姑娘。
她怀里护着打工送的奶茶，抬眼时睫毛坠着雨珠，倔得恰到好处：
“不用赔，我不要有钱人的钱。”
后来，她出现在他的球场、他常去的旧书店、他捐建的美术馆。
每次都刚好落难，每次都刚好拒绝。
他说她干净，像一张没落过笔的宣纸。
为了陪她看一场学生画展，他缺席了我的生日晚宴。
满堂宾客举着香槟交换眼色，就等我这个“恶毒女配”当场发疯，撕了那张宣纸。
我只是把腕上戴腻了的帕帕拉恰褪给身旁的侍应，换上一枚鸽血红，对着水晶灯，看它烧出一簇冷焰。
灰姑娘的童话我也读过，人家是水晶鞋刚好合脚，
她倒好，鞋大了两码，崴着脚也要往豪门里冲。
小姑娘，学我可以，
学到我的人面前，就该我来收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