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被送进戒网瘾学校的第三年，死里逃生。
没有报警，没有回那个地狱般的家。
我直接去了市郊最偏僻的一家孤儿院。
院长看着我满身的烟头烫伤和电击淤青，眉头拧成了死结：
“孩子，你这么大了，父母不管你了吗？”
我坐在破旧的木凳上，平静地看着窗外荒芜的草坪。
“他们已经有别的家了。”
当晚，周建芳和吴志远赶来了。
我名义上的父母，享誉全国的顶级教育专家。
他们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和旗袍，佩戴着金闪闪的勋章，衣冠楚楚，仿佛刚从某个全国先进个人的表彰大会上下来。
他们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语气里是惯有的清冷和不耐：
“周艺，你又在丢什么人？逃学躲到这里为什么不联系我们？”
我看着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在他们失望的眼神中吓得瑟瑟发抖。
我也没有歇斯底里地质问他们，我从那个恶魔学校拼死打出的十八通求救电话，为什么每一通都被他们亲手挂断？
我甚至没有问他们，为什么我在禁闭室被教官用电击棒折磨到心脏骤停时，他们正豪掷千万，在五星级酒店为他们的养子举办成人礼。
我只是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淡漠的微笑。
“周女士，吴先生，您二位认错人了。”
“我们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