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女儿从五楼掉下去那年，我开始把每只修好的钟停在3:17。
后来有个女人拿怀表来修，表盖内侧刻着我女儿的名字。她爸叫邬德厚，六楼住戶。陶燕出事那天，邬德厚在家。他听到了。他没开门。他看了好几年阳台。再后来，他临终前对女儿说了一句话：“那天我开门就好了。”
我把怀表修好了。还给了她。
我叫陶国平，在老街开钟表铺。铺子里到处是钟。墙上挂的，柜上摆的，抽屉里塞的，窗台上码的。德国的瑞士的苏联的老上海的，我都修。门口还摆着一只老座钟，柚木壳子，铜摆锤，走了一百年还准。每一只修好的钟，时间都停在3:17。你进来问几点，3:17。不管什么时候来。
3月17号下午三点十七分，我接到电话说陶燕从阳台掉下去了。我对着话筒愣了三秒，那边又报了一遍时间：3:17。我认准了，3:17就是案发时间。钟停在那，现场就还在。
我女儿陶燕，十岁，从五楼阳台掉下去。我在对街买螺丝，有人喊我接电话——街角公用电话打来的，跑回去，墙上那面挂钟停了——后来我跟自己说那是停电了。我把挂钟摘了，红布裹上，搁在工作台最里面，再没打开过。
陶燕怕高。她从来不靠近阳台，每次路过都贴着墙根走。我跟警方说了，他们说小孩子好奇很正常。我说她不好奇，她怕。没人信我。现场勘查没有外力痕迹，老楼没监控。定性为意外。我签了字。
从那以后每修一只钟，我在3:17停住它。几十只钟，全停在3:17。满屋子的钟没有一只在走，3:17就被焊死在这里。
我靠修钟活着。也靠3:17活着。
亢婶来取钟，她上礼拜送来的那面小方钟，修好了，停在3:17。她拿钟的时候扫了一眼铺子，嘴巴抿了一下，没说话。我找零钱给她，她接过去，走了。
隔壁五金店的刁满仓从门口经过，习惯性探头喊了一声老陶，我嗯了一下，没接话，他就走了。
下午，门推开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黑裙子，手里攥着一只旧怀表。表壳磨得发白，铜边长了绿锈。她进门的时候扫了一眼满墙停着的钟，目光在那些指针上停了一下——全是3:17。
我接过来。手指碰到表壳，凉的。翻开表盖——
内侧刻着两个字。陶燕。
我握表的手紧了一下。又松开。呼吸卡了一拍。
那两个字刻得浅，笔画歪，"燕"字的四点底最后一笔拖长了。陶燕用铅笔写了自己的名字让刻字摊照着刻，刻字的人手不稳，最后一笔跟着拖了——跟她在作业本上写的一模一样。
"哪儿来的？"我说。
……
第2章
夜里我没睡。
怀表搁在工作台上，表盖敞着，"陶燕"两个字朝上。
她送出去的时候一定很高兴。陶燕的零花钱不多，一只旧怀表不贵，但她得攒。
我替那一扇没敲开的门找了一整夜的理由。出门了。没听见。在厕所。每一个理由到天亮都碎了。
直到这只怀表出现在我的工作台上。
我站起来，拿了钥匙，出了铺子。夜里老街没人，我沿着街往东走，过了五金店，过了卖豆腐的早市摊位——白天堆着蒸笼和豆腐箱，现在空着，灶台冷了，铁锅里结了一层白花花的油垢。我走到了老街尽头，站在路口。右边通向公交站，白天从那边去城东，去那栋楼。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去了。
明天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