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示栏上的148万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张欠费单。
纸上的数字不大,三千八百六十七块二毛。
可这张纸像一块砖,压得我一路抬不起头。
母亲陈桂兰在凌晨四点十七分停止了心跳。她最后一次被推进抢救室时,护士问我什么时候补交费用,我说等拆迁款下来。
护士看了我一眼,没有责怪,只把欠费单折好递给我。
“先把人带回去吧。”
我知道她说的是母亲,不是钱。
老裁缝铺在医院对面那条旧街的尽头,门口挂着一块掉漆的木牌。那是母亲二十六岁时亲手写的,桂兰裁缝铺五个字被太阳晒得只剩下浅浅的红。
我推开门,屋里还留着熨斗烫过布料的味道。
母亲的缝纫机停在窗边,针头插在半截蓝布里,像她只是临时离开,过一会儿还会回来把线头剪掉。
桌上放着她临终前从医院带回来的东西。
一张空白收条,一串旧钥匙,还有一把磨得发亮的裁缝尺。
我把欠费单压在桌角,刚要坐下,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父亲陈国平带着叔叔陈国安、婶婶和街道代办人一起走了进来。
……
旧铺钥匙
那段视频在第二天早上爬上了本地短视频平台。
王婶给它取的标题是:裁缝铺老板娘卷走拆迁款,女儿霸占老铺拒不搬迁。
视频里没有母亲住院的画面,只有她平日里低头裁布、皱眉算账的几秒。
王婶把这些画面剪在一起,配上一句旁白。
“有些人拿到钱以后,连亲生女儿都不告诉。”
我去买豆浆时,卖早点的人认出了我。
他没再像以前那样和我打招呼,只把袋子放在桌边,低头说:“三块钱。”
我付了钱,转身时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议论。
“她妈不是已经拿了很多钱吗?”
“装得倒像。”
我回到铺子,父亲已经坐在母亲的缝纫机前。
他身边放着一摞拆迁文件,叔叔正翻找柜子,婶婶则把母亲的布料一匹匹拖到地上。
“你们在干什么?”
我冲过去捡起一卷被踩脏的白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