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刑警陈砚追查连环凶案“岭鬼”三年，六名死者、六幅红人像，线索尽头却是一场暴雪困住的孤岭旅店。旅客接连横死，抱着画本的稚稚总在现场。陈砚越追越发现，所有人的记忆都缺了一段，旅店像一座封闭病房。直到他在画里看见自己的警徽，才明白自己追的凶手，或许正借他的眼睛活着。
我叫陈砚，市局重案支队刑警，追“岭鬼”追了三年。
六名死者，六处现场，凶手只留下一张孩子涂的红人像。
死者互不相识，监控却从没拍到第二个人；队里要我结案，我却在第二现场发现一枚七岁孩子的血手印。
技术科说那是拖拽留下的巧合，可第七张画上，戴警徽的人被红线勒住了脖子。
……
我在雪地里捡到那张画时，天已经黑透了。
纸是从松枝上刮下来的，边角结着冰。画上没有山，没有路，只有一间黑色屋子，屋门前站着七个红色小人。第八个小人被涂成一团，像被谁用指甲反复刮过。
卷宗里，连环S人犯“岭鬼”每次作案后都会留下一幅孩童涂鸦。红人像，黑山林，画纸背面有淡淡的消毒水味。
我把纸塞进证物袋，刚抬头，越野车的发动机在风雪里咳了两声，彻底熄火。
车载电台里全是沙沙杂音。我试着呼叫支队，回应我的只有断续的电流声。副驾驶上摊着最后一份卷宗，死者照片被风从车窗缝里掀起一角，照片里那张红人像正对着我，笑不像笑，哭不像哭。
手机没有信号。前后山路都被雪压没了。我沿着车灯照出的白道往上走了二十分钟，才看见孤岭旅店的招牌。铁牌吊在檐下，风一吹，吱呀吱呀，像有人在楼上磨牙。
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背微驼，脸色像常年不见光。他看见我身上的警徽，眼皮跳了一下。
“住店？”他问。
“避雪。”我说，“顺便借电话。”
他把门拉开半边，屋里热气夹着一股消毒水味扑出来。大堂里坐着几个人。刀疤男人靠着窗，指间转着一把折刀。年轻女人低头擦眼镜。老夫妻并排坐在火炉边，老太太攥着丈夫的袖口。角落里，一个女人抱着小女孩，女孩穿红毛衣，正趴在茶几上画画。
……
第二天早上，雪把一楼窗户埋了半截。
我亮明身份，要求所有人报姓名和来路。老板姓周，自称守店十七年。刀疤男人叫耿烈，说是进山收木料，话里带刺，问我是不是见谁有疤就想铐谁。年轻女人叫温知予，心理咨询师，来山里散心。那对老夫妻姓林，是退休教师。抱孩子的女人叫苏晚，单亲母亲，带女儿看雪，车坏在半道
每个人的说法都能填进表格，偏偏往前多问一步，纸面就空了。
我让他们写下身份证号。笔在几个人手里轮了一圈。苏晚说证件落在车上，耿烈说钱包丢了，林老先生翻遍外套，只翻出一截粉笔。温知予握着笔停了很久，最后写下的手机号少了一位。老板更干脆，只在姓名栏里写了一个“周”。
我把卷宗摊在柜台上。三年六起命案，死者身份不同，现场都留下红人像涂鸦。耿烈看见其中一张照片，折刀停在指间。苏晚脸色白了，手掌盖住稚稚的眼。
稚稚从她指缝里看我。
“别让她看。”苏晚声音发抖，“她晚上会做梦。”
“她画过这些吗？”我问。
苏晚摇头太快：“没有。”
稚稚忽然说：“妈妈，你昨天说，那个人哭的时候也这么捂脸。”
苏晚的手僵住。
温知予抬眼看了女孩一下，又很快移开。老林咳了两声，说孩子记混了，山里阴气重，别吓着她。耿烈冷笑：“警官，你查案还是哄娃？”
我没理他，转向老板：“周老板，三年前第一起案子发生时，旅店有没有接待过警方？
老板擦杯子的手顿住：“没印象。”
“你守店十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