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分了吧”的那个深夜。
我没有挽留。
第二天清晨，我照常去画室。
调色盘上的颜料又干裂了几块，我握着刮刀清理画板。
空调的风，燥热。
洗罢画笔，我调整了射灯的角度。
他工作室的灯还亮着，他总是画到天亮。
我把素描稿理得整整齐齐，标上编号。
然后，我把那枚他送我的定情胸针，轻轻放进了他那件挂在椅背的牛仔外套口袋。
我再也没找他。
他说“分了吧”的那个深夜。
我没有挽留。
第二天清晨，我照常去画室。
调色盘上的颜料又干裂了几块，我握着刮刀清理画板。
空调的风，燥热。
洗罢画笔，我调整了射灯的角度。
他工作室的灯还亮着，他总是画到天亮。
我把素描稿理得整整齐齐，标上编号。
然后，我把那枚他送我的定情胸针，轻轻放进了他那件挂在椅背的牛仔外套口袋。
我再也没找他。
我这人，没什么长处，就一点，能忍。
追到陈暮，是我们美院那届的传奇。
我是壁画系的助教，满身都是矿物粉和松节油味。
他是画廊力捧的新锐画家，不羁，耀眼，帆布裤上永远溅着新鲜的油彩。
人人都说我走了狗屎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