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红旗厂家属院门口开了二十年小卖部。
二十年前厂子黄了，我和老张凑钱包下这间二十来平的门脸。
卖两毛钱的冰棍、五毛的泡泡糖、三块钱的红塔山，把儿子从抱在怀里卖到了比我还高。
那年秋天，院门口贴出一张公告。
说整片厂区和家属院已经卖给了一家公司，限期腾房。
每平给八千，爱签不签。
接着是断水断电、半夜砸玻璃。
三年没登门的婆婆也带着小叔子上了门，张嘴就要分走一半收购款。
我以为这一回得我一个人扛。
后来我才知道。
二十年卖出去的每一包烟、每一瓶醋、每一回没催过的赊账。
街坊们心里都一笔一笔记着。
我叫张桂兰，今年四十二，在红旗厂家属院门口开小卖部。
一开二十年。
铺子统共二十来平，前面卖货，后头隔一小间当厨房和卧室。
……
接下来几天，院里气氛一天比一天怪。
先是楼道灯不亮了，物业说线路老化检修，一修三天，接着赵姐家门锁被人灌了胶水，她早上送孩子，钥匙插进去拧不动，急得满头汗，报了警，调监控说摄像头坏了，啥也没拍着。
「这不明摆着嘛。」王婶在我铺子里嗑瓜子，声音压低，「先吓唬胆小的，吓唬住一个，其他人就跟着签了。」
「那咋办？」赵姐眼圈红了，她一个女人带孩子，真让人堵了门，连个撑腰的都没有。
我给她倒了杯热水：「红霞你别怕，不签就是不签，他们还能硬来？这是法治社会。」
话这么说，我自己心里也打鼓。
那天老张正好在家，听完闷头抽了两根烟，说：「要不......咱先签了？四十四万也不少，搬城郊就搬城郊，总比天天提心吊胆强。」
我瞪他一眼：「张建国你有没有点出息？五十六平给你四十四万，你去城郊买完房还剩几个钱？小宇明年上大学不要钱？你腰上的老毛病不用看？铺子没了我干啥去？你一个月跑长途赚多少，心里没数？」
老张缩了缩脖子，不吭声了。
我知道他不是不明白，是怕事，一辈子老实人，跟人吵架都不会，一见要起冲突就想躲，可这事躲不过去。
头一个签字的是一楼老周，六十多，退休工人，儿女在外地，老伴瘫床上五年，常年要人照顾，他签完字那天，我看见他蹲单元门口抽烟，抽了半包，地上一堆烟头。
第二个是四楼小郑，小年轻，刚结婚没两年，买这房本就是过渡，急着拿钱去别处付首付，也签了。
签了两户，宏达的人来得更勤，每晚七八点挨家敲门，带着水果牛奶，嘴上甜，「阿姨考虑得咋样了」「叔叔早签早踏实」，你不签他们就不走，一坐坐到十一二点。
有天晚上，他们敲到了陈奶奶家。
陈奶奶叫陈玉珍，八十七，院里年纪最大的老人，她老伴原是红旗厂建厂时的第一任厂长，八级钳工出身，厂里一茬又一茬工人都是他徒弟，老人家二十年前就走了，陈奶奶一个人住三楼，儿女在北京上海，一年回不来一趟，她耳朵有点背，腿脚不利索，平日买菜买药都是我帮着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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