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林清晏是翻译官，婚后我跟着她飞了很多国家。
但是妻子的每一处住所的第二把钥匙，都在她助理温屿手里。
我问她要过，她低头整理腕表，语气平淡：
"温屿需要随时送文件，这样方便。"
从此家里便有了第三个人。
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在。
我在家的时候，他也来。
冰箱里永远有温屿买的牛奶。
衣柜里永远有温屿熨好的西服外套。
我告诉自己，这是她的工作，是翻译官的世界里必须容纳的那一部分。
第七年，上级通知林清晏即将去德国，只有一个名额随任。
我以为丈夫随任，天经地义。
直到她在饭桌上斟酌着开口：
"这次温屿一起去，他德语好，对接更方便。"
我问她需要多久，她说大概一年。
我放下筷子，七年来第一次认真看她。
忽然明白，我不是在跟她搬家。
我是在跟他们搬家。
我是那个被反复打包、运输、拆封的行李，而温屿才是和她一起站在每个机场出口的人。
看着碗里那碗凉透的汤，我轻轻把筷子搁在碗沿上。
然后拿起手机，在餐桌下给律师发了一条消息：
"我想咨询离婚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