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死后,我终于学乖了。
我不再趁顾清明睡着后,偷偷把他案头的卷宗按紧急程度分好,还贴上手写标签;
不再把他电脑里乱成一团的庭审笔录一份份整理归档,连错别字都顺手改了;
不再在他连着开了一周庭、嗓子彻底哑掉后,驱车三百公里去茶园买上好的罗汉果茶,泡好端到书房,盯着他必须喝完。
顾清明却发了疯。
“谷雨,你是不是还在怨我?”
“你要是怨我,你直接说。你摆出这副样子,到底是想怎样?”
听到这些话,我神色平静,无悲无喜。
“我没有怨你。”
真的不怨,因为不值得。
我马上就要离开了。
七天后,飞机将落地一万两千公里之外的柏林。
远到足够我与顾清明相隔半球的两端,再回不到原点。
......
我在佛前磕第三百个头时,收到了闺蜜发来的视频。
……
楼下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大概是顾清明在找醒酒药。
我忽然想起了七年前我们的初见。
那时候我大三,在电视台实习,扛着摄像机满城跑新闻。
其中有个采访对象是农民工。
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瘫痪了,包工头跑路,开发商不认账,一家人连医药费都凑不齐。
我想要帮他,半个月内跑了七个部门,却处处碰壁。
直到在法院门口撞见顾清明。
他是第一个愿意接手这件工伤赔偿纠纷案子的公职人员,虽然他当时只是法官助理。
在他的推进下,包工头被抓回,农民工拿到了赔偿款,手术很成功,拯救了他们一家。
我对顾清明说:“谢谢你。”
他惜字如金:“嗯。”
就一个字。
但我却笑了很久。
那时候的顾清明,还不是现在这个坐在审判席上、面无表情宣判“证据不足,无罪释放”的**官。
那年他刚满二十四,谈起法律时眼里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