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拿到了回城指标,还端上了国营大厂的铁饭碗。
妻子春花是个乡下丫头,每个月在生产队挣不了几个工分。
“我回城后,咱们就离了吧,咱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头也不回地说。
春花没掉一滴眼眼泪,带着破铺盖进城,给一户退休老干部当了倒尿盆的保姆。
十年后,大厂倒闭,我面临下岗危机,厂长让我去求总局新上任的一把手。
我咬牙借钱买了这两瓶茅台,忐忑地敲响了家属院一号首长的防盗门。
门被人从里面推开。
我刚准备好的谄媚说辞硬生生卡在喉咙里,眼珠死死瞪大。
……
开门的人是春花。
十年不见,她变了。
不再是那个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服,满手老茧的乡下丫头。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灰色套裙,头发盘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
她的眼神很静,静得让我心慌。
“你找谁?”她开口了,声音陌生又疏离。
……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厂里。
厂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他见我回来,立刻迎了上来,满脸期待。
“怎么样建国?见到李局长了吗?她怎么说?”
我看着他焦急的脸,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敢说出实情。
我不能告诉他,那个决定我们全厂几千人命运的李局长,就是被我抛弃的前妻。
“见到了。”我含糊地说,“李局长说,她看过我们厂的资料,让我们等通知。”
厂长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就这?她没说别的?”
我摇了摇头。
厂长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喃喃自语。
“完了,全完了。”
第二天,我照常去厂里上班,或者说,是去等待宣判。
整个工厂都弥漫着一股末日来临的气息。
上午十点,几辆黑色轿车开进了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