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经历已经变成历史，而他们，是书写历史的一笔。他们快被历史遗忘，他们从未开花结实，也没有变成诗歌传唱后世。青春就那样被岁月洗去了忧伤，回过头去望，那些远去的日子，从来都刻在了心上。
长途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摇摇晃晃的，一时向左，一时向右，颠来倒去，晃得一车的人都头晕恶心，女青工在吐，男青工在忍，一个车厢弥满着呕吐物的气味，靠窗的人把窗户开到最大，后面的人便嫌风大迷眼。旁边又有人说关窗关窗，冷死了。有人要关，有人要开，转眼就像有战事发生，但微弱的抗议声刚起，又忍了回去。
关了车窗闷，开了车窗冷。山道上灰尘大，才开了几个钟头，头发里就插不进手指了。有人便骂起来了，说，这破车，连窗子都不会设计，哪里像我们上海的电车，玻璃窗是摇下来的，要开多大缝就摇下来多少，又不会吹痛面孔，又透了气。
他这话一落，一车的人都开始说话了，七嘴八舌，说上海如何如何好，大马路如何如何宽，那里像这里，盘山公路盘上去又盘下来，开了半天，才爬了一座山。“册那！全部是山”。上海人骂人，喜欢说“册那”，等于是北方人常说的“他妈的”。他们说：“册那，路窄得车子像是要翻到山下去了，开了几个钟头，一个人都见不到，不晓得有多少山。”
景物是单调的在重复，偶尔车窗外有些山花在开，一晃而过，也认不出是什么。回忆告一段落，一个个骂得累了，闭上了眼睛，打起了瞌睡。连司机都犯了困，眼皮一重，忙惊了一下，点起一根飞马牌香烟，醒醒神。
司机没话找话，对押车的叶师傅说：“老叶，讲讲话，不然我要睡着了。”
老叶师傅也点了一根大前门香烟，抽一口，说：“好呀。讲啥呢？”
“随便，只要讲得好听，不让我打瞌睡就行了。”
老叶弹弹烟灰，“那么我就讲我昨天跟人打牌吧。昨天我手里一付牌，三只皮蛋最大，带一对七，老K爱司一只都没有，就一只大怪，就被我冲在了前头，跑掉了，捉了三家，赢了他们一块三角。”
“喔哟，你们打了这么大的吗？捉三家可以拗这么分。几角一张？”司机听了眼热，瞌睡不知哪里去了。
“一角钱一张，还好了。主要是有一家被我全关，一把牌一张都没逃脱。我打牌是老手了，眼睛瞄一瞄，就知道谁手里有怪有将。有的人笨是笨得来，一把牌理来理去理不好，东插插，西叼叼，就是不舍得出。我讲给你听，牌要理得短，跑起来才快。‘葫芦’搭‘姐妹’，‘顺子’搭‘驼背’，一串串地掼出去，千万不要一把‘顺子’从3连到‘皮蛋’，就不舍得拆开，以为会上手。留来留去留到后来，全部捉牢。关十三张就算三十，你说要拗多少分？”叶师傅说起牌经来，顿时滔滔不绝。
司机赞同他的手法，“是的是的，牌一定要短。等到了厂里，我们再叫两个人来，打两把。”
叶师傅眉飞色舞地说：“除了牌要短，还要会看脸色，还要会记牌，还要看台面。有的人就捏紧手里几张牌，对面的人出了什么牌从来不管，这怎么打得好牌呢？好比我刚才说的那把牌，我有三个7，一对7搭了三只‘皮蛋’做了‘葫芦’，剩下的一个七我走了‘顺子’，外面只有一个7，有人已经出了，个么外面就有许许多多的3456，他们没了7，组不成‘顺子’，只好一个个走，这要走到几时去？一把散牌，全部都是被我关的对象。”①
“老叶你是老手啊。”司机赞叹说。
“那当然，我‘老叶子’的绰号不是白得来的，”老叶师傅说：“我在我们厂，打得比我好的人一个都没有。”
上海话中，把一张扑克牌叫一张“叶子”，老叶师傅姓叶，又擅长此技，自然会被牌搭子贯以“老叶子”的绰号，他也不介意，反而引以为傲。一上牌桌，动辄就是我老叶子如何如何。“老叶子”这个绰号叫开后，在车间里，工人背地里提到他，也是管他叫老叶子，只有当面才尊敬地叫一声老叶师傅，或是叶师傅。
……
大仓库改为宿舍，其糟糕程度是难以忍受的。山里本来就冷，这仓库又高，空间又大，保暖性能极差，三月间夜里只有几度，被子带得薄了的人直说冷。冷还在其次，最难过的是人多。这一批来的新职工有三百多人，这三百多人全部睡在这间仓库里，光是夜间打鼾的、磨牙的、说梦话的，就整夜的不清静。另外还有上厕所的，一会儿开灯一会儿关灯，没完没了，几次之后，那灯就长夜不熄地亮着了。有人睡觉浅，一有声音就醒；有人怕亮，说开了灯睡不着；有人从来没睡过双层床，说睡在上铺害怕会掉下来；有人干脆说不习惯和这么多人一起睡觉。
这话也算是大实话，谁和三百多人一起睡过觉啊。更兼男女一室，中间就隔着一道布帘子，两边人干点什么事，对面马上就听见了。上海的小姑娘们又娇气又细致，平时在家里就算像个小大姐什么都做，到了外面也是矜贵如大小姐。小大姐和大小姐虽说三个字完全一样，不过是次序颠倒一下，意思可是完全不一样。小大姐是帮佣，大小姐是小姐。小大姐可以和男的说笑打骂，大小姐是见了男的就别开眼。来的这些小姑娘，大部分是小大姐的出身，但不妨碍她们像大小姐一样的高傲。
三百多新职工里，男青年有二百多人，女青年还不到一百，男女比例是三比一，这让女青年们不像个大小姐也像个大小姐。《红楼梦》里凤姐说贾家的孩子，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在上海人眼里，也是一样的道理。没做过大小姐，但大小姐什么样子还是知道的。那么多旧上海的电影、良友画报、永安月刊、隔壁弄堂的沈家师母的姿势、自家姆妈讲的闲话、华山路上真正的大小姐的做派，无一不是上好的老师，把工人家庭出来的女孩儿潜影默化成了淑女。
说起来上海这个城市真是出产淑女的。淑女不是贵族，不是大小姐，淑女不讲出身门第，只讲自身的修养。在这个远离上海的安徽山区，每个人都像是重新出生了一次，光鲜干净得和其他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管是来自番瓜弄的棚户区，还是淮海路的上只角，全都抛开改变不了的过去，重新做人。
正因为如此，女孩儿们才清白水灵透着矜持劲儿地在山里做着大小姐的梦。有这么多男青年随她们挑呢。除了同来的二百多男青年人，还有不少老职工还是单身汉，在这个女性资源稀缺的地方，只有旷男，没有剩女。
有的男性，天生就会喜欢去讨好女性，百折不挠，屡败屡战，把每一次挫折当做动力，这边吃了瘪，那边回去就在男性面前吹嘘。小黑皮刘卫星就是这样的人。
他在到达的第二天就对已经相熟的仇封建、徐长卿、还有睡他下铺的一个白净面皮的小白脸叫师哥舒的说：“申以澄是我的了，你们不许跟我抢。”
小白脸师哥舒问：“哪个申以澄？”
“喏，就是那个在看报纸的的，扎两根小辫子的那个。”刘卫星指给他看。“我已经问清楚，她叫申以澄，名字好听伐？老徐，昨天问你你还不答，你以为你不说，别人也不说吗？你以为你藏得住这么一个大美人吗？我只不过出来打个早饭，马上就搞清楚她的来历了。她父母都是虹口中学的老师，所以普通话说得这么标准。不过呢，父母都是臭老九，她也就摆不起架子了。这次会来小三线，就是和你们厂的红革委头头搞得不开心，人家看上她，她不同意，只好被发配沧州。”刘卫星问徐长卿，“你们一个厂的，你们那个红革委头头是不是这样的？听说是专门喜欢搞人家小姑娘？”
徐长卿抖一抖手里的光明日报，说：“批林批孔，斗私批修。我看斗私批修很好，私心杂念修正主义是该批。批林嘛就不用说了，孔老二可以批的地方多得很，‘克己复礼’倒也用不着批。克己复礼复的是周礼，批孔不过是批周，可是周公已经被批倒了。哎，你们看今天的头条，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又在批邓了。嗯。”仔细看报纸，对刘卫星品评美女一点不感兴趣。
刘卫星没趣，转而对仇封建说：“我看这里差不多一百个女的，就数申以澄顶好看。你这个篮球标兵长得也不错，你要是下手，我就争不过你了。我们说好，谁先看中就是谁的，是我先说的，你就不许再动脑筋了。”
仇封建看一眼申以澄，瞪着刘卫星说：“她要是找我呢？”
刘卫星不屑地说：“她为什么会找你？”
“你说的，篮球标兵嘛，也许人家喜欢运动员？”仇封建反问他。
“人家连红革委头头都看不上眼，会看中你？”刘卫星不服气。
……
随着土地被一块一块平整出来，楼房车间仓库开始建造，厂领导们有一天对他们办公用的二层小楼不满意了，打算再盖一幢办公楼，地址就选在厂门口。
按理来说，厂区范围内要盖什么楼什么房，轮不到村民来管。这块建厂用地原是荒弃山沟，村民并不用来种庄稼，并且徽州民风古朴，也不出刁民，老远的北京城里有人发了一条最高指示，就有老远的上海人开了大卡车进来，推土机平了地，大机器运了来，村里借光通了电。村民对这帮远来的人非常好奇，时不时有人在厂门口围观，看这些陌生人操着听不懂的话，过着他们没见识过的生活。最早一辆卡车进山的时候，有老人吃惊地问，它们吃什么的？跑得这么快？光是这句话，就让这些上海人津津乐道了好几年。说一遍笑一遍，每有新职工进来，就会把这笑话当成保留节目上演。
总的来说，上海人和本地人相处得还算融洽，但这回却犯了民怨，让上海人和本地人之间结下了化解不开的仇恨。
起因便是厂部要盖办公楼，本来这里就地窄，盖了那么多的厂房宿舍和仓库后，再没有多余的地方了，看来看去，惟有厂门口有一方平地，这块地平平整整，造一幢小楼还有富余，可以留出一块空地让职工站在这里开个全厂大会什么的，真是再美妙不过了。厂领导越想越美，当即就做出了规划。
可是事情远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简单。这空地只是领导眼中的空地，在村民心里，它不谛是村中的广场、全村的客厅、孩子们的游乐场、老人们的沙龙，是全村唯一一个可以休憩聚会闲坐的地方。出来劳作时遇雨，还可以在这里避一避。原因是这空地当中有一株巨大的枫香树。
这棵枫香树的树干粗得就像所有的大树需要有多少个乃至十几个人去合抱着拍照来证明它的粗一样，它也同样需要十个大人才能合抱得住。单单树干就这样粗，枝条伸展开来，覆盖面积不小于一个篮球场。这样的一棵树，没有一千年，也有八百年。也许是当初此地村民在相地建村之时就有这棵树了，也许是当初那个风水先生特此种在这里的，它的存在，可以告诉村民，树有多少大，村就有多少老。这棵树差不多就是这个村的土地公公，但是现在，有外来的陌生人要来把它砍掉。
厂领导要砍树，并不用提前告诉村民，他们只需要下命令给木工组就行了。木工组带了大片刀一样解锯站在树下，一头一个解匠，先拉了两下，锯齿吃进树干里，两个人一来一去地锯起树来。一个说，妈呀，好大的树。另一说，这么大的树，两天都锯不断。一个说，这树是生树，木头没干燥过，锯起来太吃力了，单凭我们两个，只锯得了半个钟头，手臂就要酸。另一个说，还是要叫几个人来轮换着干才行哦。两个人有商有量地想着怎么尽快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锯了小半天，还只锯了半尺多进去。看看时间已近中午，摸摸肚子也饿了，收了工具，先去食堂吃饭要紧。
村民也荷锄午归回村吃饭，路过树下，就闻到新锯木头散发出的特殊的香气，颇觉奇怪，已经走过，又回头再看一眼，这一看气得村民暴跳如雷，扛了锄头就直冲厂门，被守门的门岗拦住，问你们干什么？
村民指着大树被锯开的口子，气急败坏讲了一通，门岗听不懂本地话，用上海普通话和他解释。村民又听不懂普通话，又听不懂上海话，两边言来语去，各讲各的，讲着讲着便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便打了起来。村民有锄头在手，又是理直气壮，把门岗打得四处躲闪，眼看要吃亏，只好往办公楼那边跑，请领导作主。
这时正是午饭时间，工人们吃了饭拿了饭盒往宿舍走，听见这边吵吵嚷嚷的，马上围过来看热闹，一看是几个村民举着锄头来打人，少不得激起了阶级友爱情，冲上去就要去抢下锄头。村民一看来了这么多帮手，好汉不吃眼前亏，挥舞了几下锄头，后退着离开了工厂大门，回村搬救兵去了。
不多时村里的公社支部书记和村里的老人打头里来了，后面跟着面目不善的村民。这里先前的纷争已经惊动了领导，叫来两个门岗一问，并不能说清楚事情的起因，门岗觉得委屈死了，我好好的站岗看门，尽一颗螺丝钉的责任，怎么有这么凶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举起锄头就砍呢？
方书记先安慰了两名门岗，叫他们去医务室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伤着，又会同厂部其他领导同志商议，想不通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正烦恼间，就听见有职工在办公楼下面喊，方书记，村里来人了。
方书记和其他领导忙迎了出来，对村支书说：“我们在这里建厂，肯定给你们带来了不便，不过我们也给你们带来了方便，我们不是送电来了吗？此前几年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军民鱼水情，军民一家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怎么今天我们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让你们这么生气？打伤了我们的职工，已经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包扎去了。”
方书记一番话说得既客气又低声下气，他长年和村里打交道，知道对他们，除了好言好语地进行沟通，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在人家的地盘上，山高皇帝远的，人家才不吃你为国家作贡献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套，人家有人家的生活方式，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方书记在这一方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阿弥陀佛了。因此他见了村支书，那是相当的客气。
村支书到底是个支部书记，虽说是中国最低一级干部，好歹也常上大队上县城去听报告开大会，通了电之后也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这个厂的方书记打交道也有这么几年了，普通话还是听得懂的，听方书记这么和言悦色地询问，气已经消了一小半，带了剩下的那一大半气把厂里擅自砍树引发村民社员强烈不满的情况讲了一遍，又把这棵大枫香对村里的重要性讲了一遍，听得方书记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真的不知道这个情况，要是知道这树对村里的精神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说什么也不会同意职工去乱砍乱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