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婚第五年，裴砚臣将一纸血契推到我面前。
窗外暮雪无声，铜炉里的药煎得正沸。那张薄薄的纸压在镇尺下，边角盖着太医院的朱印。
契书写得清楚。
取我三寸脊髓，换给我的双生姐姐谢明珠。
我若侥幸活下来，可能终身畏寒、双腿失力；若运气不好，便会血崩死在换髓台上。
裴砚臣却只将笔递给我。
“风险没有你想得那么重。”
我看着他的手。
十年前，就是这双手将我从燃烧的药阁里抱出来；五年前，也是这双手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教我写下自己的名字。
那时我喉脉尽毁，说不出完整的话。
所有人都替我作主。
只有裴砚臣告诉我：
“无忧，不愿意的事便摇头。”
“哪怕逼你的人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夫君，你也有资格说不。”
如今，教会我拒绝的人坐在对面，等着我亲手签下一份可能送命的血契。
我压住发疼的喉咙，艰难开口：
“如果......我不愿意呢？”
裴砚臣握着笔的手停住。
他的眼神有一瞬复杂，随即被冷静覆盖。
“明珠的寒髓症撑不过这个冬天。”
“你们是双生姐妹，血脉最为相近。换髓之后，你只是伤些元气，她却能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