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班主任在全年级家长会上念了我的日记。
他说这是心理隐患排查，需要公开讨论。
日记里写的是我爸酗酒打我的事。
礼堂里，充斥着笑声，叹气声和窃窃私语。
我爸当场扇了我一巴掌，说我编故事丢他的脸。
班主任站在台上，表情悲悯又体面：
“这孩子心理有问题，建议家长尽早干预。”
没有人问我那些伤疤是不是真的。
我被转学三次，每一次档案里都跟着一句。
“该生存在严重心理问题”。
后来我考上政法大学，毕业后辗转基层，办了九年未成年人保护案件。
三十二岁，我被任命为教育巡查专员。
上任第一个案子，是一所中学的教师侵害学生事件。
举报材料最后一页，附着校长的求情信。
校长的名字，我盯了很久。
就是当年那个班主任。
他升得很高，履历光鲜，年年师德标兵。
他托人带话，说想约我私下聊聊，语气还是那么熟悉：
“那孩子有心理问题，闹大了对他也不好。”
我把求情信放进碎纸机，对调查组说：
“所有涉事人员，列作重点监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