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在青海训练营，顾时衍指着照片上的幺妹峰对我说，等我们五年后一起站上去看日出，就正式把彼此写进后半辈子。
五年后的十月，我们如约来到四姑娘山。
冲顶前夜，我高反发作，被队医强制留在C1营地。
凌晨三点，我含着两颗药丸从睡袋里爬出来。
我盼了五年，不想只在营地帐篷里看云。
翻上冲顶大本营的雪坡时，头灯扫见两个熟悉的身影贴在避风的岩壁下。
顾时衍正低头吻着我的闺蜜沈知晚。
发小周砚和程野举着运动相机，笑得肩膀都在抖：
“冲顶纪念留着以后你俩婚礼上放。”
沈知晚缩在他怀里：
“那宋蘅怎么办？”
顾时衍替她把冲锋衣的帽子拢紧，声音轻得像雪：
“她惦记这座山五年了，我陪她登一次，算是给她一个交代。”
“往后每一次登顶，我只带你上来。”
风把他们的话卷进雪里，没人回头看石堆背后的头灯。
我把他送我的那枚冰镐吊坠解下来，挂在冲顶石堆的经幡上。
十八岁的时候我以为，能一起登顶的人，就是能一起下山的人。
四千八的风教会我——雪线之上没有见证，只有目睹。
而五年前的约定，也捂不热一颗已经变质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