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九岁那年，被贺家从福利院接走。
他们说，贺南川患有严重创伤后应激，需要一个安静听话的妻子。
二十一岁，我嫁给了他。
婚后五年，我学会了不穿红色，不摔杯子，不在雷雨夜开灯。
因为这些都会让他发病。
可他依然讨厌我。
他说我是贺家塞给他的监视器。
他说我笑起来虚伪，哭起来晦气。
他不让我进画室。
那里堆满他烧坏的画，也堆满我不敢碰的秘密。
直到一个美术馆策展人出现。
她穿红裙，喷浓香水，笑声清脆。
可贺南川没有发病。
他给她画像，替她挡酒。
甚至让她坐在那间我连门把手都不能碰的画室里。
我终于明白。
他的禁忌从来不是红色、声音和气味。
他的禁忌只是我。
那晚雷声很大。
我把他的安定片放在床头，去找贺老爷子。
我说：「贺南川有人陪了，我想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