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人员的圈子，沈恪的名字永远都和“循规蹈矩”“不讲情面”这几个词绑在一起，从不例外。
我与他在千禧年结成夫妻，到二零零五年，已是第五个年头。
这五年足够让旁人看清，也足够让我认命。
我是他妻子，但从来不是那个能让他破例的人。
在使馆的第一个新年招待会，我穿着精心挑选的旗袍，在风中站了许久等他合影。
最后却只等来他的副手：“沈大使说......场合太正式，您这身不合适。”
在异国我遭遇持枪抢劫，惊魂未定打电话求助他，希望他能帮帮我。
那头却只传来翻动文件的轻响：“我在开会，非紧急情况不得干扰外交议程，你难道不知道？这种情况你应该先联系当地警卫队。”
在战乱区，我的弟弟做志愿者失联三天，他都不闻不问。
直到我冲进大使馆会议室，求他动用卫星电话联络当地军方。
沈恪才推开厚厚的外交备忘录，看向我：“非建交地区通讯需通过第三国中转，这是国际公约。”
我语无伦次的哭着说那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况且他去战乱区做志愿者是为了我。
他只冷冷扔下一句：“别以为你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