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再无张居正》是一部多卷本的通俗历史著作，该书从张居正出生写起，至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为止，着重叙述晚明极富特色的重大历史事件，探究明朝灭亡的原因。
明朝“第一相”张居正去世的时候，给万历留下的，是一个殷实的家底。由于“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1582），太仓（国家仓库）粮食可支用十年，国库存银近八百万两。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也是一派大国气象。官吏勤于政事，“四夷”无不宾服。从那时候起，万历帝要是稍有一点儿明君的样子，就算他说出“真想再活五百年”的狂言，也不是太离谱。
但是，大国运祚，也如逆水行舟，只要有二三十年国主不谋正事，国势眨眼间就会稀里哗啦地垮下去，任你使了吃奶的劲儿，也是回天乏术。
万历后期的大明，君臣干的都是不太正经的事，国家也就渐渐生出了三大毒瘤。
哪三个呢？一是“党争”，二是“矿税”，三是“辽事大坏”。
这三大毒瘤，由内到外，由上至下，把如日中天的大国搞得千疮百孔、不堪一击。
国运走下坡路的时候，往往就是党争起、赋税重、民怨兴、外患至。内忧外患，就像两个持刀的孪生兄弟，至于谁砍下了最后那要命的一刀，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明这个烂透了的庞然大物，已经到了一刀就足以毙命的程度了。
在这里，我们稍微先费一点儿笔墨，把这三大毒瘤分别说一说。
明末的党争，主要指东林党与浙党、阉党之间的斗争。万历十年（1582）以前，控制朝政的，或是强势皇帝如嘉靖，或是强势首辅如高拱和张居正，哪会有人敢闹小派别？
万历十三年（1585）后，皇帝不大管事了，朝政日益败坏，廷臣也就有了门户之别，这就是所谓党争。这里所说的“党”，与现代社会的政党含义不一样，指的是官僚的派别。
明末党争里，最重要的一方是东林党，之所以名为“东林”，得名原因很有些风雅。万历三十三年（1605），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革职，随后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家乡无锡东门外的东林书院讲学。
他们这种讲学，不是为了普及《论语》，也不空谈心性，而是重在“经世”，也就是想着怎么样能够治国。他们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抨击当道，以天下清流自居。这个姿态，在当时很得人心。《明史·顾宪成传》里说，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和下野官员，都纷纷跑来投靠——可算找到“精神家园”了。据说，当时把东林书院的客舍都给住满了。
顾宪成这一批精英，号称“东林八君子”。在他们的带领下，江浙一带的文士，集会立约，互称“同志”。东林同志们的活动，得到了淮阳巡抚李三才的支持。朝中有些官员，如赵南星等人，也愿意与之结纳。
与他们相对立的官员们看不惯，指其为朋党，诋毁他们是“东林党”。
所以东林党这个称呼，一开始是个恶名，后来叫开了，才慢慢变香了。
东林一派的官员，一开始听着也嫌刺耳，于是反唇相讥，按地域给人家取诨名，斥对方为齐党、浙党、楚党。
……
万历帝驾崩时，皇太子朱常洛三十八岁，在古代，这已算是半老之人了，到这时才熬出了头，当了皇帝。这个新皇帝，是东林一派官员前赴后继保了几十年才保下来的，廷臣对他寄的希望当然很大。那么他即位之后，实际作为怎么样呢？
提不得，太让人啼笑皆非！
万历帝于七月二十一日死，常洛于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然而这位泰昌皇帝却没能活到“明年”，只活了二十九天就死了！成了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皇帝，差点儿连年号都捞不着。
怎么死的呢？病死的。因为什么致病的呢？太好女色！
朱家老皇帝的遗传，恐怕真是有点儿问题，走了一个贪财的，又来了一个好色的。
因为他死得太窝囊，所以后世对他评价不高。其实事情也有两面，他要是不那么好色，很可能将来就会有一番作为，弄得好，倒可能会保住大明的一条命。
可惜，天不佑大明。说起来还是因为——万历虽死，阴魂不散。泰昌皇帝即位之初，哪怕有个像叶向高那样稍稍果断一点儿的首辅，也能制止一些事情，躲过这一劫。但是没有，上上下下，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新皇帝被“谋害”死了。
从父皇驾崩，到泰昌皇帝即位的这几天，以新帝颁布的诏令来看，他还是试图振作颓局的——
发内帑犒劳边防将士，两次共拨付二百万两，可见他是不吝惜银子的。
罢撤矿税，将矿税太监全部召回，看得出他是不想扰民的。
补上各地巡按等缺额五百多位，还是想让国家管理正常起来的。
将过去因建言罢矿税而被斥逐的诸臣尽行起用，还是想恢复监督体制常态的。
他还下诏诚恳求贤，要求一旦发现卓异人才，要立即破格使用。看来，是想尽快提振官员队伍士气的。
而且一反乃父的懒惰，刚一当了皇帝，就开始视朝！
万历帝，那可是近三十年不视朝了。岁月漫长，近三十年不上朝是个什么概念，恐怕绝大多数官员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朝了。所以开头几天，朝堂上一片乱哄哄。泰昌帝很有看法，要求百官务要十分“敬慎”。他吩咐纠仪官，要是再抓住乱来的，一定要重重惩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