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再无张居正》是一部多卷本的通俗历史著作，该书从张居正出生写起，至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为止，着重叙述晚明极富特色的重大历史事件，探究明朝灭亡的原因。本卷描写魏忠贤迫害异己，挟制帝后，掌控朝政，窃得“九千岁”名号，权势达到顶点。崇祯皇帝即位后，巧妙利用阉党内部矛盾，一举贬黜魏忠贤，铲除阉党势力，使朝政为之一清，体现了他过人的政治谋略。
宦海沉浮四十年的叶阁老被迫去位，东林党的前沿阵地，一下就暴露于外。东林党方面的领军人物，都是激切耿直之人，只顾前行，不屑于委蛇。而在阉党方面，则视东林党为砧上鱼肉，正虎视眈眈准备一网打尽。
彼时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不祥气息。
黄尊素曾经暗示过杨涟等人：应早做计议，最好是主动请归，避开朝中这块是非之地，免得首当其冲。而且，主动离开也是向对方示以缓和、转圜之意，或许可以减弱阉党下一步的攻势，致使阉党找不到兴大狱的理由。
这个建议堪称明智，人家看你碍眼，你让开就是了。依惯例，人不在朝中，被追究的可能性和酷烈程度要小得多，很有可能避开风险。
强势人物走了，战火爆发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如今双方力量的强弱已易位，东林这一边，只有维持不战的局面才是上策。
再说东林风头人物一走，阉党方面也许真的会认为余皆不足为虑，从而暂停铁血手腕也未可知。
叶阁老的失误就在于：他既然是个温和派，就应该始终起到缓冲的作用，而不应对未来的名声抱有幻想。但这位阁老太想捞取名声了，他采取的是骑墙态度——阉党胜，他是东林唯一的保护人；阉党败，他也有参与倒魏之功。这种投机态度，太过明显。
他建议将魏忠贤放归的那道奏疏，就是在这种投机心理下写出的。结果，阉党一眼看穿了他的用意，再不相信有所谓“温和派”。
很可惜，黄尊素的上述建议，未被杨涟接受。杨涟是个讲原则而不屑自保的人，他认为，既为顾命之臣，就不可为苟全性命而远离庙堂，否则就是辜负了先帝的重托。
像杨涟这样为原则而奋不顾身，于这些人物自己是悲剧，于整个民族却是幸事。
欲以软弱换来幸福，那是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的事。
因此，杨涟的固执，可以理解。
他早就铁了心，决意以一人之悲剧，换得士林与天下的正气当道。
天启四年（1624）七月，是一个奇异的历史转折点。如果不是叶向高走，而是魏忠贤走，那么两党成员后来的命运都不至于那么惨。
魏忠贤如果在这时候走了，即便将来历史大掉头，遭受清算，也不致死罪。明朝历来的皇帝，对获罪的太监大都抱有一点儿温情——再不济，也是自己或父皇的老奴。网开一面，是有可能的。
……
阉党至此心想事成，攻无不克，在现实的层面上，已俨然成为一大势力。在过去，阉党的名声不大好。它的首领，终究是阉人，廷臣中的势利之徒想要攀附，总免不了鬼鬼祟祟。如今，他们算是可以正式告别崇高，扬眉吐气地加入阉党了。
但是，吾国吾民讲究名正言顺，干什么事儿，还是希望有个好名声，没有好名声，便多少有些扭捏。阉党谋士在欢庆之余，都想到了这一点。于是顾秉谦、魏广微两人一商议，凑了一篇特谕的草稿出来，以皇帝的名义为阉党正名，再给东林党扣一顶污名帽子。
——舆论要是不造好，就是胜了，也觉少点什么。
两人所想的具有超前性，魏忠贤听他们念了草稿的内容，大为赞赏，连忙叫人誊好，呈报天启。
天启对东林党正憋着火，一听，就准了。
这个特谕，等于皇帝给两派做的结论，直斥东林一派，一通连珠炮，把东林的形象轰了个一塌糊涂。
什么叫指鹿为马？
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就是！黑变为白，清指为浊，忠诬为奸，把本应是阉党头上的帽子摘下来，还掷东林。
谁是罪人？谁是志士？全给你反着来。
有了权力，逻辑还有什么用？
这道特谕，对东林尚留在位置上的人也下了警告，说是假如再不老实，不改过自新，朕就要动用祖宗之法了，决不姑息！
圣旨一下，众人瞠目。蛮不讲理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可说？
东林阵营这次，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只有一个小人物——给事中许誉卿，豁出性命了，顶风上奏，为赵南星和高攀龙鸣不平，说他们是“老成之人”，是“岁寒松柏”，就这样遽尔去国，今后谁还敢讲话，天下之事深可虑矣！
他的话，说得不是很激烈，本人的身份也不高，因此天启只降了他三级外调，没动用祖宗家法，还算是侥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