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0岁，丈夫自从一个月前从刘芳那回来后，再也没碰我。老马意外工伤走了，丈夫说他是厂里的先进个人，主动把照顾刘芳母子俩的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平日里送粮送油不算，家里大小活计，随叫随到。甚至中秋节、过年，都怕刘芳娘儿俩冷清，扔下我去陪着。那天，我端着刚洗好的衣服，撞见刘芳领口敞着，往陈建斌身上挨。陈建斌一脸习以为常。我忍无可忍，马上提了离婚。他却眉心拧成了疙瘩，“就因为这点小事，犯得着闹离婚吗？”我想到村里最近传的话，嫌弃地看着他，“当然犯得着，我可不想得脏病。”
我30岁。
但丈夫自从一个月前从刘芳那回来后，再也没碰我。
老马意外工伤走了，丈夫说他是厂里的先进个人，主动把照顾刘芳母子俩的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
平日里送粮送油不算，家里大小活计，随叫随到。
甚至中秋节、过年，都怕刘芳娘儿俩冷清，扔下我去陪着。
那天，我端着刚洗好的衣服，撞见刘芳领口敞着，往陈建斌身上挨。
陈建斌一脸习以为常。
我忍无可忍，马上提了离婚。
他却眉心拧成了疙瘩，“就因为这点小事，犯得着闹离婚吗？”
我想到村里最近传的话，嫌弃地看着他，“当然犯得着，我可不想得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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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坐在炕沿上纳鞋底，屋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陈建斌放下手里的活计，起身去开门。
门一开，刘芳带着哭腔的声音便钻了进来。
“建斌哥求你帮帮我，小军发高烧，脸都烧红了，家里一颗退烧药都没有，自行车链条也掉了，我实在没办法了。”